英文外教一对一北京:观察|外教谈中国学生:他们更愿意用英语讲述自己的秘密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近日刊登题为《中国学生喜欢用英语向不太熟悉的人说出心中的秘密或困扰》的文章,作者是在中国担任英文外教的马修·德巴茨。许多中国学生在与外教交谈时,似乎很愿意讨论他们生命中那些特殊的时刻。...
参考消息网6月27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近日发表题为《中国学生喜欢用英语向不太熟悉的人诉说自己的秘密或烦恼》的文章。作者是一名在华外籍英语外教。马修·德巴茨。
文章写道,罗迁是北京外交学院的新生。她进入教师休息室参加英语口语考试。她戴着宽框黑色眼镜,坐在休息室的橙色扶手椅上。她把演讲稿递到桌子对面,上面写着“我的故事”。马修在期末考试题目上写下了她的名字。
“我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嘲笑我有一对‘白痴’父母。”她轻声平静地说,也许是意识到自己要被评分了。 “所以,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决定不告诉任何人。现在,当我到了北京,我仍然没有告诉任何人。”
在中国,与亲密朋友以外的任何人讨论不愉快的家庭生活被广泛认为是禁忌。然而,笔者注意到外教,在他的众多学生中,罗西毫不犹豫地与他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她说她的父母都是聋哑人。面对社会歧视和找不到工作,她的父母只能依靠自己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罗西的父亲吸毒成瘾,经常虐待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因盗窃入狱。罗西的父亲曾经强迫她给他买注射器。
文章称,口语时间从10分钟延长至40分钟。午餐铃声响起。其他教室的学生走出教学楼,穿过庭院英文外教一对一北京,前往食堂。罗茜坐在橙色的椅子上,一动不动。马修的手臂轻轻拂过计分表,但没有给出分数。
▲中国中学生。许多外教发现自己有时也担任心理治疗师。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马修来到北京,成为中国大学众多外籍英语教师之一。资助他的普林斯顿亚洲项目已尽最大努力让他了解他可能面临的文化差异:抄袭、学生不愿参加课堂讨论以及他们偏爱死记硬背。然而,他们没有告诉马修的是,学生们愿意在英语课堂上分享个人经历。
文章称英文外教一对一北京,罗西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许多中国学生在与外教交谈时似乎愿意讨论他们生活中的特殊时刻。有些人会使用私人时间,例如一对一考试、办公时间和课后安静的讨论时间。其他人会在课堂上向同学讲述他们的故事。
公开个人和家庭生活通常不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特质。彼得·赫斯勒是一位屡获殊荣的美国作家,他本人作为和平队成员在中国教授英语。他写道,根据他的经验,中国人往往“非常害羞、害羞,他们不喜欢成为关注的焦点”。他指出,“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让某人站出来说话。”中国人爱八卦,很少抱怨。不过,他很少和陌生人谈论重要的事情。这使得中国学生在英语课上的表现有些不正常。
马修以前的一位学生告诉他:“当我说英语时,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同的人。”说中文时,他恭敬、害羞、矜持。然而,在英语课上,他却非常大胆、开放、豪爽。当说英语时英语培训,他会冒说中文时不敢冒的风险。对于中国人来说,英语可能就像一个面具,在说真话和听者的反应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学生关注的是如何说某事而不是说了什么。如果有任何误解,都可以归咎于语言问题。
文章称,对于罗西来说,英语成了一种逃避——逃离她的父母、她的家乡,以及她想要离开的那种生活。后来据他了解,罗西高中时去了一所外语学校,主修英语。她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英文外教一对一北京英文外教一对一北京:观察|外教谈中国学生:他们更愿意用英语讲述自己的秘密,并作为保送生进入北京外交学院。现在,她住在北京,远离家乡。她每天晚上通过观看 CNN 和 BBC 节目学习几个小时的英语。
也许只要说一门外语,任何一门外语,都会让人更加放松。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发现,用外语做出有关道德问题的决策会产生更有效或“理性”的结果。作者表示,这种现象源于对非母语交流的“情绪反应减弱”。
基于观察的情感接触减弱的证据当然很难获得,但结论似乎与许多中国学生的经历一致。外交学院高年级学生爱德华在他的期末作业——写一篇 TED 演讲中讨论了他与情绪低落的斗争。他说他说英语时没有那么情绪化。 “也许用母语说话时我会哽咽。也许我会情绪激动而说不出话。但用英语说话时,我觉得我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文章称,中国学生喜欢在英语课堂上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许是因为外教有自己的圈子,而且往往在大学的行政系统之外。在外交学院开学第一周前不久,马修受邀与学校领导座谈。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和语文老师说过话。学生不必担心不正确的言论会危及他们在学校的进步。外教在学校停留的时间较短,一般为一年或两年。学生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故事不会在校园停留太久。
同时,外教的教学方法与中教完全不同。中国新疆石河子大学的美国教师克里斯·德拉西(Chris De Lacey)表示英文外教一对一北京,与中国同事相比,他的课程更多以讨论为基础,更具互动性,而且不那么正式。
“我总是尝试与每个学生沟通,与他们进行眼神交流,进行 20 秒的对话,了解他们的表现,”德拉西说。相比之下,他所在大学的中国教师的教学往往更加层级化。同时在石河子大学担任外教玛丽娜·鲍尔斯(Marina Powers)也同意这一观点。 “许多学生表示,他们以前从未被询问过他们的意见。”
文章称,中国学生向外教敞开心扉可能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在中国,心理治疗仍处于起步阶段。专家估计,每 1,000 至 1,500 人需要一名治疗师。然而,截至2014年,中国执业心理学家仅有2万名,这些医生只能满足20至3000万人的需求。
在中国,人们似乎对心理治疗越来越感兴趣,但对精神疾病的耻辱感仍然很高。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国多达13%的成年人患有精神障碍。尽管如此,中国却很少谈论这个问题。
据我了解学英语,许多学生从未利用过学校的心理健康资源。有几个人甚至不知道学校里有心理学老师。外教普遍被认为在这一问题以及同性婚姻和婚前性行为等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上更加自由和开放,并且似乎更愿意用英语讨论这些话题。 (编译/徐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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