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理工大学教授②｜陈前平：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好大学

编者注

2018年高考招生即将结束，录取通知书或许已经送到考生手中，或许还在路上。这个暑假，每一位高考考生都会对大学生活充满期待。澎湃新闻《说说》栏目刊登了南京大学教授系列口述。本组口述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书，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南京大学教授们畅谈自己的高考经历和大学生活。

随着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大学生的视野越来越开阔，综合素质越来越高，但无论什么时候，年轻人强烈的就业意愿不会变，刻苦钻研本专业的热情也不应该减弱。

今天发表的是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陈前平的口述历史。

面试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9室

陈乾平教授

书籍代代相传

我父亲是南京食品公司国家干部，做过计划财务工作，母亲是南京新街口百货大楼营业员。我祖籍在扬州市江都区，家境富裕。我曾祖父那一代可能是盐商，在北京开了一家叫“大丰号”的钱庄，也算是民族资产阶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组织股份制银行，我曾祖父关闭了“大丰号”，参与了周作民在北京创办的金城银行。金城银行是当时北方有名的“北四行”之一，规模很大。当时的中南银行总经理胡必江也是我家的亲戚。20世纪20年代，我祖父在汉口的金城银行当过副经理（一说是总会计师）。 我父亲出生在汉口英租界，20年代末，爷爷因患肺结核去世，奶奶只好带着父亲回江都老家，靠着金城银行的退休金和分红，他们当时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

我家教育环境很好，算是书香门第。我家在三条巷有一栋三层楼房，有晒台，有平台。当时南京四层以上的楼房不多。每年国庆放烟花的时候，我们都会登上平台，把玄武湖、中华门放的烟花尽收眼底。我记得家里有很多古代字画、碑刻等，都是祖传下来的。奶奶有几个红色的大箱子，里面放着祖宗的牌位、古代字画、景泰蓝碗、象牙筷子等，还有奶奶的旧衣服（寿衣）。我记得很清楚，有一箱子里有一套清朝官服。奶奶告诉我，爷爷曾用银子捐过一个官员（不知道是什么官衔）。 当时家里还有一些瓷器，其中有一套四叠盘，盘的四周画着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花鸟，十分精美。父亲喜欢喝酒，冬天用的是可以烫酒的酒盅。先在酒盅里倒入开水，在小酒杯里盛满酒放入酒盅，然后盖上盖子等酒烫了就可以喝了。这套酒器也十分精美。这些瓷器至少应该是明清两代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家里有些亲戚被搜查批斗，奶奶胆小怕事，就把那些字画、清朝官服、旧衣服、祖宗牌位都扔进火炉里烧掉了。

记得父亲的书桌上放着​​许多线装书和石碑。父亲喜爱读书，书法很好。奶奶和母亲告诉我，他在江都时，每年春节前都会给邻居写春联，供不应求。父亲从小就要求我们练习书法。在他的督促下，我的二姐和二哥都书法很好。晚年，他给定居意大利和瑞士的大姐留下了许多书法珍品。可惜，二哥被派往高淳县青山公社工作时，一天晚上家里失火了，他虽然没有受伤，但包括《兰亭序》在内的石碑、拓片都被烧毁了。

大学梦破灭

可能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四个兄弟姐妹的学习成绩都不错。大姐1963年从南京二中考入清华大学，引起了轰动。二姐1966年在该校高中毕业，但因“文革”爆发而未能参加高考。哥哥也是同年从著名的南京九中初中毕业。我上的小学在南京颇有名气，就是历史悠久的逸仙桥小学。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英语，也是班里的旗手。但“文革”打碎了我上大学的梦想。

1966年5月，文革爆发，我刚满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此后，我基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基础教育，所以实际上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1967年、1968年，我们基本没有上课，小学毕业。毕业后，我在小学办的“初中班”读了一年。1969年9月，全班转入南京二十六中（现南京外国语学校初中部）。我只记得在二十六中的一年半里，我上过英语课，学会了26个英语字母，学会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样的英语句子。至于语文和数学的内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印象最深的是在南京药学院校办工厂学工、在南京郊区湖曙人民公社学种田，在工厂当铸造工，在农村种水稻，但更喜欢和工人们打乒乓球、在农民家的池塘里钓鱼。

1971年1月初中毕业后，我从二十六中转到新宁中学读高中。这所学校原名南京市第六女子中学。文革后，全国的女子中学全部撤销，改名为新宁中学。当时学校师资力量雄厚，从当时的南京地质学校调来了几位老师，分别教数理化。我在高中读了两年（1971年2月至1973年1月）。这两年，高中老师教得好，学生学习积极性也很高。这期间，我在数理化和外语等方面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我记得教务长和班主任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因为周恩来总理指示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新，大学要恢复招生，甚至打算从我们高中班招收一批大学生，这成了我们学习的动力。 师生热情高涨，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习认真。记得当时班级经常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测验和考试，每周都有检查错别字的比赛，成绩优秀的会得到小奖品。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怎么样？我绝对是年级前三名，考试大多是第一名，有时还能排第二。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到各个班背诵；数学、物理、化学成绩也不错，数学差一点，物理、化学在年级里排在前三名。当时，我们都在积极备战高考。没想到，1973年1月高中毕业后，我还是要去农村当知青。

当时的南京市革委会比较人性化，规定每家可以保留一个孩子进城务工的政策。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当时都不在南京：大姐1968年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和大姐夫被分配到辽宁省铁岭市一家农机配件厂；二姐1966年高中毕业，没能参加高考，1969年也到了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在南通海门县将军山农场工作，当时是团政治部宣传干事；我哥是1966级初中毕业生，1969年初也到了高淳县青山人民公社插队。高淳那时还不属于南京。 于是我留在南京等待工作分配，1973年10月，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集体企业：南京金属工艺厂，也就是现在的知名老品牌——宝庆银楼。

当时国家要搞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我所在的工厂隶属于南京工艺公司，原来是生产医疗器械的，叫南京第二医用设备厂。这个厂里有十几个师傅，解放前都是在银铺做金银首饰的，公私合营的时候就进这个厂了。现在国家要发展对外贸易，就调动了这些师傅的积极性，让他们带一批年轻工人，教他们做金银首饰，为国家出口挣外汇。一下子就来了三四百个年轻工人，经过近一个星期的培训，每个年轻工人都做一枚戒指，十个师傅每人选一个老徒弟。这十个师傅早年在宝庆银铺很有名气，当时都是六七十岁了。我有幸被余松信师傅选中，成为第一批十个徒弟中的一个。这十个人后来都成了生产车间的设计师或班组长。 我之所以被选中，主要是因为我有绘画基础，而且做的首饰也比较精致。

那时我们主要做黄金首饰，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出口到国际市场。“文革”后，当时的中国人对黄金没什么欲望。我记得一个年轻工人在去工厂的路上，捡到一串泡过药的纯金戒指，立马上交，受到表扬。改革开放后，黄金首饰需求量很大。听说后来工厂里一个新来的工人，仓库里收到黄金，跑到当铺换钱打游戏，由于数额巨大，后来被判处死刑，成为当时南京非常有名的案件。

当时集体工厂的工资比国营工厂低，我们一等工人一个月才33元。“老三届”（1966、1967、1968届）不管初中还是高中，都下乡了；新四届（1969、1970、1971、1972届）基本都下工厂了，在南京都进了国营工厂，比如南钢、南化、南车，还有一些军工厂。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1973、1974、1975、1976届的高中或初中毕业的，又下乡了。因为留在了城里，所以能进工厂，也算是幸运的。

因为我喜欢读书写字，厂领导经常让我做宣传工作，但那是兼职，工作量必须我来完成。后来中央开展“批林批孔”、“批法批儒”运动，经常让我给全厂职工讲历史，主持宣传栏等，还担任工宣队队员，给五老村小学学生讲课。

然而，由于我父亲的过去，我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记得小学时我不能加入红小卫兵；中学时红卫兵拒绝了我；我去工厂工作，写了一份加入青年团的申请，但没有人理睬。我甚至不敢想上大学。

小平叫我去考大学

我们家的文化氛围对我的影响很大，每天完成厂里规定的工作量对我来说轻而易举。闲暇之余，我经常看一些书。特别是参加“批林批孔”、“批法批儒”的经历，让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可看的书不多，就从南京图书馆借了《史记》。记得上大学前，我把《史记》看了三遍。至于《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经典著作，我都读得透彻。但我原有的数理化基础不扎实，所以疏于研究。

1977年初，大姐和姐夫被调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读书。大姐告诉我，高考可能要恢复了，让我好好复习高中课程，准备考试。当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外贸公司有大量出口金银首饰订单，首饰的产量和质量要求比以前高，根本没时间投入复习和备考。一个朋友给我出主意，教我量血压时要作弊，只要下肢用力，血压就会很高。结果，我经常去医务室要病假条，这给了我很多复习的时间。

一开始我想读工科，因为觉得自己动手能力强，在厂里也是个技术骨干。但后来考虑到时间紧，没时间复习数理化，就先报了文科。由于高考已经暂停了十二年，大批知青聚集在这里，大家都想考大学，所以报考人数很多。江苏省也是教育文化大省，所以我们那一年考了两次。第一次是初试，初试是南京市组织的，先淘汰了一大批考生。江苏省的高考好像是十月份，考数学、语文、政治、史地四门科目。那时候没有全国统考，只有省考。从1978年开始就有全国统考了。考试成绩是怎么算的？说实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高考的总分是多少。 反正我的数学成绩不好，但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成绩绝对在90-98分之间，甚至更高，我还记得那次作文的题目是《艰苦奋斗》。

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可选择的学校不多，文科专业就是文学、历史、哲学，没有其他专业。经济学只招七、八年级的学生，我们学校当时招专科班。当时也可以填几份申请表，但我从小在南京长大，没去过其他地方，就报了南京大学。那时我也不知道哪所大学好不好，但南京大学比较熟悉，离家也不远。“文革”开始后，我们经常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看当权者的批判。我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都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其他学校就没报了。

考完试英语，我也没想太多。因为院子里住着区教育局的几个老师，我就问他们考得怎么样，他们说“你考了白下区文科第一名”。我没兴趣，也没去查证。后来有一天，我在厂里收到一封挂号信，一看是南京大学的，同事说是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我家境并不好，算是小资产阶级。我父亲虽然是国家干部，但脱党经商的经历，让他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审视和冲击。记得以前我在工厂里想入团，写了很多申请书。结果团干部找我谈话，让我写一下对父亲历史问题的认识，要我和他划清界限。我觉得父亲受委屈了，不愿意写自己的思想认识，当然就不能入团了。

我在政治审查中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感谢邓小平同志，让我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我的大学生活

我们是1978年2月入学的，但因为1977年才考南洋理工大学教授②｜陈前平：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好大学，所以我们还是叫1977级。历史系在南京大学是辅修科，每年录取的学生很少。我记得我刚报名的时候班上只有34个人，同年5月又录取了8个学生。所以我们班一共42个人，女生7个，其他都是男生。基本上都是江苏人，外地的很少。军队的有六七个，主要是南京军区，都是现役军人，也是考试录取的。我们班年龄最大的是丁家忠，来自苏州，1947年出生，1966级高中毕业。后来他跟我一起留在系里，当了团支部书记，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苏州。 最小的张逸群，1961年出生于扬州，曾任教育部行政学院副院长，现任加拿大教育部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教育组参赞，所以同学之间最大的年龄差距是十四岁。

我在班里和同学关系一般都还不错，因为我性格开朗，喜欢交朋友，乐于助人。可以说当时我在班里的威信是比较高的。记得大二的时候，班里民主选举了班委委员，我得票最多。班支书告诉我，得票多不代表就能当班长。我说我根本不想当班长，当班长只是说明群众认可我而已。后来我就当上了班委，为班级服务。

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叫周晓璐，年纪轻轻却很有经验，是南京知青，因为父母下放农村，他到泗洪当生产队，二十多岁就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晓璐多才多艺，在国内考古界小有名气，在南京博物馆、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美术学院等单位担任过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几年调到我们学院任教。何云傲也是我们班的，好像是1957年出生的，很有文采，整天在学生会宣传组搞墙报，也是学生干部。何云旭在考古界很有名气，尤其在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很有造诣，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建也是我们的同学。 他是菁江人才，在国内高校期刊界也算得上老大了。陈忠丹教授硕士毕业后到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来师从王觉非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历史学院任教。

我们当时和工农兵的关系也很好，一直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前辈。我觉得总体上江都三好英语培训，76级和77级是有差距的，但是差距不是那么明显，特别是在文史哲这些学科上。理科的要求可能高一些，但是人文学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性格，不必什么都照本宣科。76级的人才还是挺多的，比如梁侃，他后来是毛嘉琪先生的硕士生，到美国耶鲁大学在史景迁先生的指导下读博士，现在是美国西雅图大学教授；韩明也是毛先生的硕士生，后来在张开沅先生的指导下读博士，他写了一篇关于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影响挺大； 许锦万毕业后分配到江苏省委党校，后来历任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现为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逸斌是1976级哲学系的，现在是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著名哲学家。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军人，个子高大，非常帅气，篮球打得非常好。

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有很多，比如韩儒林先生、王胜祖先生、蒋梦银先生、胡允恭先生、吴百涛先生等等，这些都是历史系的大师，是值得尊敬的人。1982年2月我留校当系主任毛家齐先生的秘书，跟这些老先生接触比较多。这些老先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毓皇先生，他高度近视江都三好英语培训，但讲先秦思想史时，从来不照本宣科江都三好英语培训，一张纸，引经据典。他经常留在课堂上，有时快到中午就下课了，我们经常没有时间吃饭。王觉非先生治学好，非常严谨，为人也和蔼可亲，但他不喜欢学生上课迟到。毛家齐先生当时只有55岁，英俊而儒雅。 他通过选举成为系主任，在太平天国史、晚清史研究领域影响很大，美国和欧洲的学者经常来拜访他。我最喜欢张树东老师讲的世界古代史，记得第一节课他就测了我们的英语水平，告诉我们英语的重要性，他讲的古代史令我终生难忘。还有当时担任历史系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的卢明华老师，我们打球的时候，他能叫出我们班上每个人的名字。我问：“卢老师，你怎么都认识？”他说：“你们开玩笑的，我招你们来，你们的照片我都看过多少遍了，三十多个人，我都认识。”

那时，没有学生组织，没有俱乐部，但有班委。我们班委还不错，班级比较团结，体育活动也多，经常打篮球、踢足球。1977、1978年是历史系体育的辉煌时期：男篮获全校亚军；足球获全校第三名。陆明华老师夸我们“真棒”，因为那一年我们系篮球队有好几个校篮球队队员，其中有两个美国学生。最神奇的是我们班的王勇，他是连云港人，他不但篮球打得好，还拿过全省大学生运动会三级跳远冠军，听说他保持的全省大学生三级跳远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那时的伙食怎么样？南京大学的伙食在全国闻名。记得在南苑第一家学生食堂吃饭（后来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十个学生一桌，没有板凳，八个脸盆做八个菜，绝对够吃，吃得很饱。每月伙食补助八元，每餐都有肉，狮子头、红烧肉、烤鱼、烤鸡，还有各种蔬菜。大锅饭半年后就改了，大概是食堂供不起，后来逐渐改为窗口送餐。因为我每个月有二十多元的奖学金，经常回家改善伙食，所以经常吃食堂的炒菜。那时候我们食堂八毛钱一份的炒菜就很好吃。

同学之间会谈恋爱吗？有一段时间，学校里流行跳交际舞，我们历史系的学生比较老派，很少看到同学跳舞。我们班上年纪大的同学很多，好几个都结婚了，而且很多同学在入学前都有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了。不过我们班的才子唐明峰（现已去世）曾经追求过一个外语系的女生，给她写了一封情书，署名就是“司马迁”。她到历史系告状，党支部和班委检查了笔迹，发现是唐明峰写的，这才找他谈话。他说我写的不是本名，写的是“司马迁”，司马迁不是历史系毕业的吗？

我很喜欢去图书馆。中国古代史的古书很多，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史料就比较少。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资料很多，张先文教授等人也从台湾买了一些。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研究“中山舰”事件的，主要依靠的是历史系资料室和教研室的资料。历史系资料室有几万本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书都是从系里借来的。后来我当了系主任，就把它们放回了资料室。因为书丢了太多，所以我专门设立了一个收藏室。

国际“三好学生”

改革和开放，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越来越多的欧洲学生和访问学者们尚不在中国进一步学习和在国外学习。自1978年秋冬以来，“伴随”是他的创新，当时我已经成为“伴随的学生”。安金（Anjing），其余的来自北京，扬州和南东。

我是一位法国人和加拿大人，这是Nanyuan Hotel的建筑物，这是我们三个房间都在一个房间里淋浴。并于1979年6月回到他的国家。

Barry与老师Jiang Zanchu一起学习，他来到Nanjing，写了一本名为“寻找旧的Nanjing”的书。当时，南京市以外的每个交叉路口都有一个“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学校不得不去公共安全局带他回来。 后来，我骑着我永远的品牌自行车，帮助他拍摄了许多邪恶的照片，蒂安卢，Qilin等，后来在他的书中使用了。

到目前为止，他的关系很深，他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都的维多利亚城市博物馆的主任，我将在1995年和2017年退休。 “巴里在被任命为三个好学生后感到非常高兴。有些人可能会问：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如何被任命为中国社会主义者的三个好学生？我想说的是，他的性格非常好。他努力学习，经常在图书馆里读书学英语，并在图书馆里读书，并很晚才回来。但是，每次他晚上都返回宿舍。实际上，我没有入睡，但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动。 这是来自白求恩家乡的加拿大同学。

Chen Qianping简介

Chen Qianping，江苏省扬州市的江杜区，于1955年2月10日出生在南京。他目前是南京大学的杰出教授，中国共和国历史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Nanjing University in Nanjing University and Becord of Becteral of Becteral of Becteral of Becter exter efter inter inter inter exter inter extrunding extran extrunation inter exter exter exter exter exter extrunation。 1982年1月。2002年3月，他获得了南京大学的历史博士学位，并被授予全国杰出博士学位论文，他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2006年1月至2014年5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反日期战争特别基金的ER。 他的社会兼职工作包括中国历史学会主任，中国现代历史学会副总裁江都三好英语培训，中国反日战历史学会副总裁以及江苏历史学会的副总裁。

（本文的标题是由编辑添加的。原始标题是“从珠宝工人到大学生”。本文在出版时进行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