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级大学学习世界语的学生

等邵同下课回到宿舍的时候，他的两个室友都已经搬走了。

在枣庄学院，2022级世界语专业25名学生中，已有9人转专业。邵桐坐在两张空桌子中间，突然有些失落。她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附上《基础世界语》教材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两条热门评论被推到最上面：“你也会转发”、“你打这个字的时候会笑吗？”

只有 223 人喜欢她的帖子，这个数字太小了。

“什么是世界语？”今年1月，一位世界语专业学生家长在线咨询。开学后，这位家长让孩子转专业，读汉语言文学，这是一门不限科的热门文科专业。这位家长的孩子是邵桐的室友。邵桐记得，“她自己就喜欢世界语。”

邵桐选择了留下。她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56米，戴着眼镜，说话声音低沉。“如果不换专业，我可能会后悔。”她慢慢地说，“但我告诉自己，不能后悔，因为选择本身没有对错之分，没有送命的可能。”

选择

邵同选择世界语专业，并不是毫无准备的。

高考结束后填写报名表时，她有96个选择，两年前分科时选择的“生物+政治+历史”组合已经为她的选修专业画了一个圈，但96个“学院+专业”的组合和顺序，仍然是一道复杂的选择题。

在邵桐看来，县城里“总有一两家”志愿填报机构，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设立的。邵桐的分数线比本科线高出43分，她没有特别想学的专业，只是希望可以平安地考上大学。邵桐的父母在外打拼多年，花了3000元给女儿找了一家志愿填报辅导机构。对方提出的策略是：前10个志愿冲刺，中间40个要稳住，剩下的就支持一下。

邵桐知道，填写申请表时要勾选“就业前景”。当她搜索“枣庄学院世界语专业”时，她从网页介绍中看到，世界语希望帮助人们超越语言、肤色、种族、地域的界限，消除歧视、仇恨和战争，以“世界和平”的愿景，平等友好地沟通和相处。

邵桐立刻被感动了，她觉得这很符合她初中时立下的人生志向，“做点有意义的事”，帮助别人。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住在学校宿舍，独自度过了情绪敏感的青春期，被欺负，性格越来越内向，她也曾希望有人能帮助她。

尽管看到有评论说世界语“没有母语人士”、“不被看好”，但她并不在意：“如果不喜欢，就看要求；如果喜欢，就不考虑太多。”她保留了“枣庄学院+世界语”的组合，将其排在第12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一百多年前也接受了世界语。1912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世界语讲习班和本科生选修课，鲁迅也教过这门课。他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同意，只是因为在我看来，人类将来总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支持世界语（世界语）。”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学习世界语、走出去的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也推动了世界语的学习。据统计，当时中国学习世界语的人数达40万人。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学校都开设了世界语课程。

1983年，山东枣庄煤矿工人孙明晓在一次偶然中遇到了一个正在学世界语的高中同学，他包里装着一个小型录音机，就向孙明晓介绍说，如果学会了世界语，爬泰山就可以和外国人交谈了。孙明晓对世界语产生了兴趣。

世界语把孙明晓从煤矿带到了学校。1985年，他考入安徽世界语学院，2003年来到枣庄学院从事资产管理、国际交流等工作。2011年，他申请在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并义务授课。三年后，他推动建立了枣庄学院世界语博物馆，该博物馆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世界语博物馆，馆藏藏品6万余件。

2018年，枣庄学院开设全球唯一的世界语本科专业，采用“世界语+英语”双语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全球视野”。

为了保证就业率，这个专业并不是每年都招生，近五年招了2018级、2019级、2022级三批学生，每年20-25人，大部分都是转学过来的，只有少数像邵桐这样主动报名的。

这些学生的高考成绩勉强过本科线，报考时很少有明确的目标。“能考上就行。”2019级世界语班学生宋振远用《阿甘正传》里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当时的专业选择：“盒子里有一块巧克力，你吃哪一块就得到哪一块。”

枣庄学院世界语专业赴波兰攻读研究生学生合影。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自由的

得到世界语“巧克力”的学生很快就习惯了它的味道。

世界语最大的特点是易学、门槛低。世界语刚传入中国时，有人将其译为“世界语不难读”——意为它关怀人类、简单易学。列夫·托尔斯泰曾宣称，自己学了两个小时，就能用它阅读自如。

它是一种常规语言。所有名词都以“o”结尾，动词以“i”结尾，形容词以“a”结尾。在此基础上，可以改变前缀和后缀来改变含义：美丽的是“bela”，丑陋的是“malbela”；祖父是“Avo”，祖母是“Avino”。

世界语是一种超越规则、追求极大自由的语言。它的语序灵活，同一个意思可以用多种方式表达。“我爱你”可以是“Miamasvin。”也可以是“Mivinamas。”或者“Vinmiamas。”——没有对错之分。

这让学生们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大一第二学期，邵桐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能和外教简单交流了。“要做到这一点，得学好几年英语。”

这勾起了她的兴趣。此前，她一直觉得自己“学得很慢”。高中三年，她上网课近两年，数学老师年纪大了，不会上网，她有一年多没上数学课了。化学、物理老师“语速很快”，她跟不上。上网课后，她还要给爷爷和弟弟做一日三餐。三年过去了，她的成绩越来越差，“就来了（枣庄学院）。”

2018年，枣庄学院邀请了82岁的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李伟伦，为首届本科生讲授《基础世界语》课程。2018级学生赵亚男对他十分敬重，没想到能在这里听一位来自北京的老师讲课。他还鼓励赵亚男：“你好好学习，努力学习。”

这种鼓励让她相信“自己其实可以学好一些东西”、“自己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大一上学期，学院组织赵亚男参观中国外文局。在办公区，赵亚男看到一整面墙的世界语书籍，觉得不可思议：“世界语出版了这么多书，还有这么多人在研究。”那一刻，似乎不仅世界语得到了认可，她自己也得到了认可。

随后，全班同学前往浙江参加全国世界语大会，赵亚男与各地世界语协会见面，了解到一些小学在教授世界语。大学期间，班里还派学生到越南、芬兰、韩国等地参加世界语活动。今年，孙明晓通过电子邮件邀请的意大利外教萨沙给2022级的每一位同学介绍了法语笔友。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展现在他们眼前。

“我觉得，和同级别的二级学院相比，世界语专业给我们这个分数段的学生提供的教育资源是优质的。”2019级学生宋振远认为太原哪里学英语比较好，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现实

世界语就像一架望远镜，让这群二本院校的学生站在枣庄就能看到世界各地的朋友。

但当你摘下望远镜，你会看到脚下有一条狭窄的道路。

国内与世界语相关的就业单位主要有四个：中国外文出版署世界语传播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以及一所世界语专科学校——山西太原白杨树街小学。

在申请本科专业之前，枣庄学院就到这些院校进行调研。“存在人才缺口。”孙明晓说，当时世界语人才的培养主要依赖中国传媒大学的培训课程。2018年，中国传媒大学申请取消世界语专业。

“他们是退学了，我们才加入的。我们的信心来自于世界语相关的院校需要世界语人才。”孙明晓坚信，“我们的专业开设得太晚了在二级大学学习世界语的学生，等了20年才开这个班。”

事实上，在2022年第一批世界语学生毕业之前，这些公司只会提供一个职位。

孙明晓介绍，为拓展就业机会，该专业目前实行“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学生除世界语外，还将学习英语、电子商务、互联网与新媒体等课程，可在教育、传媒、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从事教学、跨文化交流、翻译等工作。

不过，最热门、最稳妥的选择依然是考研和公务员，不过考研国内没有世界语研究生专业，公务员只能选择少数没有专业要求的“三不限”岗位。

赵亚男班上25名同学中，近半数同学提出转专业，但审核不通过，最终23人选择跨专业考研，最终只有5人被录取。

毕业那一天，赵雅楠一无所有，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上学。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毕业照上那些笑容满面的人，大多都有着同样的烦恼。

曾经选修过世界语课程的学生李博川表示，他理解这些学生的心情：“他们高中努力学习了三年才考上这个专业，但最后却不一定能像大学毕业生那样找到工作。他们心里很不平衡，甚至可能讨厌这个专业。”

李伯川认为，“高等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英语培训，更是就业和经济问题。本科的设立，是为了让大家学一些基础知识，为科研做准备，不是职业技术学校。但现在本科其实是培养劳动技能的，这种情况下，把世界语作为本科专业，是有矛盾的。”

孙明晓也知道，学院培养的世界语人才中，“能从事世界语相关工作的只有少数”，其余的“都把世界语的种子带到了各个行业”，但他相信，“只要条件具备，种子就一定会发芽”。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众学习世界语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人们发现世界语并没有很快成为一种通用的国际语言，自己也无法直接从中获益。

“工具”

赵亚男做事情不太喜欢用谋略或者算计。

小时候，父母让赵雅楠做旅游攻略，她找了多家旅行社，把行程计划得非常详细，去哪里玩、做什么、每个小时要花多长时间，她以为自己会玩得很开心，但最后累得一家人都筋疲力尽。

十多年后，想起这次旅行，她已经完全忘记了目的地，只记得一个感觉：累。

“我感觉我一直被推着往前走，好像我只是一个工具。”

2018年高考，赵雅楠用近乎“反攻势”的填表方式，立志学世界语。

她先填写了两所省外高校进行“最后冲刺”，随后又填写了枣庄学院作为第三志愿——考虑到她的成绩，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她喜欢语言专业，未来想从事教师或翻译工作，但对枣庄学院的日语和英语专业不感兴趣，觉得世界语很有趣，就把世界语作为了第一志愿，没有再读其他专业。

高考结束后英语培训，她考虑过读医，但学医的姐姐屡屡告诫她学医很难，身体又不好，她干脆放弃了。这个放弃的过程让她心灰意冷：“还没开始，压力就来了。”

她不想提前看到“答案”，也不想走“必经”的路。

以前，她放学后要先做作业，做不出来的物理题，她要苦苦思考。直到有一天，她观察到同桌的做卷子方式：看完整张卷子，先做自己擅长的题，不从头开始。“她不按套路做，但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

赵亚男在填写高考报名表时的鲁莽几乎是故意的，她在寻找自由，在经历了一系列“现实中的失败”后，世界语又把赵亚男带回了一个轻松的环境。

波兰密茨凯维奇大学设有全球唯一的世界语硕士项目，枣庄学院2019年与其达成合作协议，开办“国际语言学与信息管理”硕士项目。

去年9月，赵亚男、李伯川等6名学生收到录取通知，前往波兰留学。

7月18日，李伯川代表枣庄学院向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捐赠《庄子》世界语译本。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价值体系

在波兰，学生们总是准时上课。“如果老师迟到超过15分钟，他们就认为这堂课没法上了。如果饿了，就坐在走廊的地板上，边吃边聊天。”赵亚男说。人们交流，就是交流。为了“世界和平”的理想，讲世界语的人愿意平等友好地相处，愿意互相帮助，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如今，世界语界有一个“护照服务”——世界各地的世界语使用者可以通过它的网站，寻求其他国家当地世界语使用者的免费旅行接待和帮助。在德国参加活动时，有人告诉赵亚男，很多俄罗斯世界语使用者正在通过乌克兰世界语使用者帮助当地流离失所者。

“当初世界语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能从中找到另一套价值观”，李伯川说，“这个价值观不是那么功利，不是说有钱就是好，穷就是垃圾，也不是说有高学历就是好，没有人会说我是垃圾，大家都很开心。”

在应试教育评价体系下，李伯川的“失败”是彻底的。

2016年高考，他没达到本科录取标准太原哪里学英语比较好，被枣庄学院专科录取，被爸爸训斥了一整个暑假。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爱好太多”，“精力极其分散”。他接受这个结果，但又无法视而不见——“在很多人眼里，读专科就不算好学生。”

开学后，李伯川在世界语博物馆了解了语言，对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语言一直是他的爱好，他也想利用这个小众学科脱颖而出，证明自己。

当时，来自日本的亚洲世界语协会前会长佐佐木照夫正在枣庄学院给全校学生上世界语选修课，李伯川就去上课。世界语选修课把他从自卑感中拉了出来。他连续上了两年课，发现自己学得还不错，“比有些人还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圈子里，我感觉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支持，无论是老师，还是社会上的世界语使用者。这对我来说太好了，是一个良性循环。”李伯川说。

这个包容性的体制甚至帮助他在“真正的体制”中取得了成功：硕士学位触手可及。

来波兰之前，他参加过高考，但没能考上。大学毕业两年后，他可以考研，但没能考上。于是，他一边在小学教书，一边参加成人高考。最后，他读了函授本科，并成功申请到波兰读研究生。

很多人把两年的学习和花费当成投资，但在李伯川看来，这更像是消费，“我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如果没有社会舆论和招生的规章制度，我在家里就能学到一切，甚至不用上大学。”

他对现在的生活总体上还算满意，“只是不知道毕业后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了。”李伯川笑着说。

至于找工作的焦虑，还不足以对他造成“严重影响”。他认为，有大学学历就能找到工作，有硕士学位，“应该不会比以前更糟”。“对我来说，很多障碍都消失了，我可以跨越。剩下的，我会尽我所能，尽我所能，参加该参加的考试，申请该申请的工作。”

出路

但是我应该申请什么呢？

李伯川设想了很多太原哪里学英语比较好，他说，世界语可以用于跨境旅游贸易、文化历史研究，中国外语局可以用世界语传达中国声音，“这对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非常必要。”2018级的一位世界语专业女生就留在这里工作。

最现实的选择还是当老师。枣庄学院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盛庆银曾承诺，明年从波兰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将有机会到枣庄学院任教，他可以回到枣庄学院，也可以在中小学教外语课。

如果其他方法都行不通，他可以继续学习。他想攻读定量语言学博士学位，“可以用数学的方式来表达语言。这种定量研究可以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比如心理学、信息学和神经科学。如果我这样做，很多人可能会需要我。”

“现实社会里，通往华山的路不止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路不通了，就换另一条路走。”在李伯川的眼里，他相信的是个人的力量。

“找工作的是人，不是专业。不是说我以前能找到工作，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就找不到工作了，这不可能。”李伯川说。

宋振远就是最好的例子，今年毕业前，他收到了10个工作邀请，银行5个，军队文职1个，电商1个，体制内3个太原哪里学英语比较好，最终他选择了家乡临沂的优选生岗位。

同学们都觉得宋振元是个“把每一步都安排得很好”的人。但宋振元却说，从盲目选世界语开始，他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现在。他只是没有给自己设限，“没有太强的目的性”。这与张雪峰在直播间里强调的“以终为始”完全相反。

李伯川想，如果学世界语不行，找个稳定的工作，“每月挣几千元”，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写些书，也是不错的生活。

赵亚楠也在犹豫，她想靠教世界语谋生，但她也担心这份工作将来会不会消失。“父母年纪大了，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我还是要靠谱一点。”

“在中国推广世界语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她说，“很多人认为，只有当世界语有用、能给我带来好处时，我才会去学习和运用它。”但它最大的用处还是在于它的实用性。

这几乎是整个人类学科的尴尬局面。

“如果你学古典哲学，谁来听你讲古典哲学？如果你教书，没有小学、中学开设古典哲学课？如果你在企业工作，你生产不出产品，不能为别人创造价值。”李伯川说。

这种情况并不只发生在中国。据媒体报道，美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招生人数正在大幅下降。“从2012年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人数从953人下降到578人，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下降了约一半，历史专业的学生人数也是如此。”“在过去10年里，大学阶段学习英语和历史的学生人数下降了整整三分之一。”

报告指出，除美国外，“过去十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五分之四成员国的人文学科入学率都有所下降”。

“但是我们需要哲学吗？需要。哲学的产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李伯川肯定地说道。

6月22日，赵亚男在波兰上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理想功利主义

87岁的李伟伦老人依然在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住在北京昌平的一家养老院，开办了一个小型培训班，教老年人学习世界语，以预防老年痴呆症。

2012年，他在第45届国际世界语教师大会上说：“为了世界语，我永远不会退休，我会为世界语工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两年前，他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世界语选修课的岗位上退休。在退休之前，他曾寻找过几位接班人，但都没有成功，现在没有人教这门课了。

43年前，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联名要求开设世界语课程，学过世界语的西班牙语老师李伟伦向教务处自荐，当上了老师。他自己编教材，自费出版，还自己创作世界语歌曲和游戏。他的理由只有四个字：（世界语）“是个好东西”。

他认为，世界语自诞生以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

20世纪英语，有人自发把中国的“四大经典”翻译成​​世界语，传播文化。《中国报道》杂志也开设了世界语版。冰岛的世界语使用者看到这本杂志，渴望了解中国，并于1952年首次组织冰岛文化代表团访华。比利时一位老人曾寄托对世界语在中国发展的美好愿望，立下遗嘱，将毕生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中国报道》。

李炜伦一生有一半时间沉浸在教授世界语的快乐之中，他不愿应付复杂的社交礼仪，也不想升官发财，所以一直担任副教授直至退休。

据媒体报道，欧洲学习世界语的人还在增加。但在中国，愿意走这条桥的人却越来越少。“中国是世界语运动大国，但高水平的世界语使用者数量不如日韩，巴西可能是世界上世界语使用者最多的国家。”孙明晓估计，中国世界语使用者不超过1万人。

曾经有人在网上问过，学世界语有什么前途？

李伯川看见了，用黄埔军校大门上的对联回答他：“如果你想升官发财，请到别处去。如果你怕死，就别进这里。”在他眼里，世界语正处于开拓阶段。无论是一次大航海，还是漂流到大陆，还是溺水而亡，都还不确定。

作为世界语的前身、曾经的人造语言，沃拉普克语已经濒临消亡。“它孵化了世界语，世界语也可能消亡，会出现新的国际辅助语言。”李伯川坚信，只要语言存在，就会有国际辅助语言的计划。

和世界语一样，李伯川的人生也做好了“某种意义上的不成功”的准备。世界语只是他的兴趣之一，他喜欢飞机、物理、音乐，想当作家——这是他人生的主要目标。

他说自己也是功利的，“人追求钱是为了花，花是为了享受，我则一路走来，直接追求享受，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希望我写的东西有人看，这也是一种功利。”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起来这么酷。理想与现实的斗争，让邵桐看起来既懦弱又勇敢。她总是说“我害怕”、“我有点担心”，然后又鼓励自己“不该害怕”、“没路我就开路”、“只要我有知识和技能，我就不害怕”、“这个岗位不行，我干别的也可以”。

2019届毕业生中，没有人申请去波兰。一名学生坦言，即使学校可以提供教学岗位，数量也有限。第一批留学生回来填补了教师的空缺，但第二批留学生可能就没有同样的机会了。

2019级学生张明月考研落榜，幸运地进入了外语局世界语岗位的申请最后环节，但被拒绝了，被录取的是一名首都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的女生。

这让2022级的邵同更加担心，“他们走过的路，可能就是我们未来要走的路。”“是不是要考研，考上985、211大学，才能更有竞争力？”

“我也担心失败，”她说。“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理想作为精神支柱。”

她很看重理想，甚至觉得“一份好工作或许没那么重要，我可以兼职，但不能放弃精神力量，没有了精神支撑，人就是空虚的”。

她生长在山东德州的一个小村庄，从小学开始父母就到处打工供她上学，邵桐在孤独中长大，有时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经常哭泣。

但父母从来不给她经济压力，“他们尊重我的选择，说只要我开心就行。”

这个普通家庭的父母辛苦工作了十几年，只为给孩子一个实现理想的可能。邵桐说，如果她考研失败，父母愿意支持她去波兰留学。

她认为也许将来会改变主意。

但是，她想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