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至197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十年

关于作者

柯毅：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提前毕业并留校，自1960年至1973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任教13年；1973年起，驻华法国、卢森堡、乍得大使馆任外交官（附任、二秘、一秘）14年；回国期间，曾在外交服务局、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行政部副主任、外交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去新学校

1963年，根据毛主席关于外语要从小教的指示，教育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14个城市开办外语学校或外语附中学校，有小学、初中、高中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培训班，由各地外语学院派出教师，并指定部分教师编写国家教材，对学生进行封闭式教学，以外语为主，兼修基础课。从小学到高中，称为“一条龙外语教学”，目标是培养高级外语人才和外交官。

这是刘铮当时画的北京外国语学校。作者购买的这幅是限量版203/300。2021年10月22日，作者将其捐赠给了刚刚成立的北京外国语学校。（该校原位于和平门外新华南街，后迁至北外大学。此画表现的是学校迁至海淀区苏州街后的场景。）

早在195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就已成立外国语中学（高中），只需增设初中和小学即可。1963年，外国语学校开设了英语、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课程。学校位于和平门外，即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旧址。

校园照片由附属学校校友袁帆提供

7月份，我和北外一批外语老师被命令从校调到附属外国语学校。我在北外教了三年，从一开始教起，教学就越来越得心应手。现在我又改变了教育目标，从教大学生转到教小学生，这不是大家想的。我也没多想，就觉得应该服从分配。我负责小学两个班的法语课，从小学开始编撰国家法语教材。此外，我还负责教研组、团支部的一些工作。我觉得，任重道远。

成为新人

当我来到新学校成为一名新老师时，振东回国休假并于8月与我结婚。

婚礼很简单：室友的老师放假不在，宿舍就成了新房子，门上挂上了家乡的红绣花帘子；会议室里摆了一些糖果，泡了几壶茶，领导和家属致辞，婚礼就举行了。婚礼很简单，却隆重热闹。外国语学院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双方领导、同事、老同学、亲属等几十人挤在会议室里。

婚礼上，外国语学校马校长讲了一个很真实的笑话。

外国语学院的领导们正焦急地等待着新老师的到来，马校长打电话催促，学院领导在电话里回复：“柯毅去啦。”

马校长着急问道：“你来可以来，可是来谁呢？”

他回答：“可意，她叫可意。”

他的话让在场的嘉宾们哈哈大笑，他还代表学校领导希望我能够不负重托，积极工作，不要马上生孩子。

我们两个人一起唱了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家都散了，只留下朋友送的晚香玉，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振东休假回来瑞士，新房就改建成宿舍了。就这样，文革期间，有人贴大字报说我结婚奢侈，这简直是时代的笑话。

编写新教材

北京外国语大学受外交部和高等教育部双重领导，负责编写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的国家教材。编写教材的老师们由陈琳老师带领，在讨论中英语培训，了解到各个语种的特点。无论编写哪种语种的教材，老师们都感到既光荣又艰辛。

陈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汉语专业委员会会长。

当时我对9岁孩子的特点和学习潜力一无所知，9月开学前要发布教材，只能参考手头仅有的法国和前苏联的教材，在系领导的支持和老教师的指导下，我咬紧牙关，匆匆忙忙编出了一本书。

任老师

小学部面向全市招收二年级（9岁）学生到外国语学校读三年级，除了要求学生品学兼优外，还要通过外语老师的口试，测试学生的阅读、听力、语言模仿、叙事等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培训班，通过口试后，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

1964年，外国语学校师生在颐和园春游。第三排左二为汉语老师王淑兰，后排左三为校长曾元辉，后排右一为作者。作者旁边是留美非洲青年学生艾琳娜。

每个语种40名学生，分为外语班和普通班两个小班。公共班的老师大多是从各个学校调来的资深老师和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尖子生，是一支新老教师的活力组合。学生住在校园里，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可谓“三同”。有生活老师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吃饭、喝水、排便、撒尿、睡觉、洗澡，照顾到每一个细节。

华春老师和笔者在大学四年级担任团委书记时，相继从法语系调入外国语学院。

外语老师全部是从北外、北大等高校调来的，每天上午学习、上课、辅导，大部分老师都住在校内，已婚有家庭的老师周三和周末可以回家，工作很辛苦。

小学法语老师牛敬来、江崇真与作者。师生们用三人的名字开玩笑：“江崇真可以扭进来。”

笔者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同事在校门口。

为了让学生们听到纯正的法语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培训班，老师们用录音机播放外教的录音。“中声”录音机又大又重1963年至197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十年，我搬动起来相当吃力。我暗自想，等我老了，能搬得动它吗？科技的发展让我的疑虑不攻自破。

笔者与外国语学院同事在校门口

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教材远远低于学生的接受能力，需要补充的内容非常多，词汇、句型、日常用语，还有诗歌、短剧、歌曲等。

我根据孩子们的特点，采用听、说、读、写的直观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滚雪球教学法、激励式教学法，边教听说，边读边写，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为了发挥好一个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培训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台词，哪怕只是一句台词。

后来同学们回忆，初中和小学合演《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时，一个同学会整天背诵他的台词：“Qu'elle est belle！”（她多么美丽啊！）效果并不好。学法语的同学也可以这样做。

1965年3月，曾元辉校长带着西班牙语教师吴瑞干、阿拉伯语教师赵某和作者一起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外国语学校会议。

1965年3月，曾元辉校长带我和两位老师到上海参加全国外国语学校工作会议，大家互相交流，受益匪浅。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从小学开始的教材和教学方法逐渐成熟。

小学法语部师生

学生们个个天资聪颖英语，活泼好动，我很喜欢教他们，经常让他们到我的宿舍里玩。这促使张校长给我提了个建议：“不要跟学生太随便，这样他们一点都不怕你，还会影响教学秩序。”果然，我的课堂上，活泼多于严肃。

1969年法语5班师生下乡劳动合影。左三为丁锡清老师，第二排左三为作者。

我和同学挖防空洞、下乡劳动，同学们都拼命，我也想坚强，结果腰肌劳损了，有一次上夜班，抱着被子下楼，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不省人事，后来留下两只脚扭伤，至今还留有伤痕。

为了备战，为了革命化师生，1970年12月，附中师生开营训练。长城脚下，荒村小路上，寒风刺骨，一天走七八十里路，有的甚至几百里路。粮食定量供应，青年男女都饿得要命。训练也提高了我长途行走的能力。

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英语，同学们说：“柯老师，快来吃饭吧！”我一看，盛菜的盆子竟然是我的小花洗脚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教导这些可爱的学生会经历各种起起伏伏，伴随他们一起成长和成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