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我为何离开北大

俞敏洪还在北大工作时就进入了教育培训领域。 当时，俞敏洪的年龄和现在很多企业家差不多，二十七、十八岁。 他为何离开北大，为何选择出国考试？

我为什么离开北京大学

首先我想谈谈当时的“出国热”。 我记得1980年我去北大读书时，我的同学几乎没有一个出国的。 但1982年，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离开了北大江阴托福英语培训机构，出国留学，因为那些同学在国外有亲戚，愿意赡养他们。 另外，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还可以阅读西方书籍、观看西方电影。 与此同时英语，我们开始与外国人直接接触。 例如，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有两位外教我们英语。

那时出国潮还没有兴起。 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毫无准备就参加了托福考试。 当时老师抱着玩玩的心态说“你们考试玩得开心”，于是我们就参加了那一年的托福考试。 我记得我考了520分，当时的托福考试满分应该是673或677分。 大学毕业后，我们班的学生几乎全部分配到国内单位，从政府机关到中学大学，很少有人出国。 1986年以后，中国突然掀起了出国热潮。

1988年，我的朋友们陆续开始出国。 我想，如果我留在北大教书，不出国深造，那么我就会失去未来世界的机会。 所以在1987年和1988年，我开始准备自己的出国考试，包括托福和GRE（研究生入学考试）。

由于我是英语专业的，托福考试对我来说相对容易。 经过两个月的复习，我得到了673分，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高的分数了。 因为当时和我一起考试的英语专业老师只考了580分。 然后是 GRE。 这对我来说比较困难，因为我的数学相当于零级，所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考试所需的数学和逻辑题的复习上。 幸运的是，我在词汇测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虽然我最后的分数不是特别高，700分左右——满分800分，但这仍然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因为当时中国考生的平均分是400-500分。

考完托福和GRE，我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认真准备出国。 1988年下半年左右，我联系了二十、三十所美国大学。 当时我对这两个专业很感兴趣：一是比较文学，二是国际关系。

于是，我沿着这个思路联系了一些学校。 本来，1989年的时候，我还在努力接触美国大学，努力为自己争取奖学金，为出国做准备。 因为当时美国大学给中国学生的奖学金很少，但我觉得作为北大的学生，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但后来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我就彻底搁置了出国的事情。 等到局势稳定下来，已经是当年的六月份了，美国所有大学的奖学金发放和招生工作都已经完成。 而且，我当时确实没有考虑出国的事情，所以就推迟了出国的事情。

紧接着，我的精神就进入了恢复期。 恢复期过去后，因为没有奖学金江阴托福英语培训机构，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必须自己挣钱去美国读书。 就这样，我已经通过了出国的考试，我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了。 等明年再继续联系美国大学。 与此同时，我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

教学对我来说相对容易。 我所教的内容和以前一样。 我每周只需要教八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 当时我在北大的工资比较低学英语，靠我的工资根本不可能出国留学。 于是，我萌生了出去自己赚钱的想法，开始参与一些培训机构托福、GRE课程的教学。 这样我每个月就有一两千元的收入，几乎比我在北大的工资高出十倍。 所以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让我觉得如果我去培训班教课，我会赚钱得更快。

但后来我觉得自己开培训班比参加培训班赚钱更快，所以我在北大开设了托福培训班。 这个托福培训班其实没有人员，也没有证书——当时我不知道去哪里拿证书，而且当时我还是北大的一名正式老师。 但招收学生并不困难。 一是因为我还是北大的老师，二是因为北大的名号，来了二十、三十个学生。

当时我北大的学生也给我贴了广告，我们居然结成了师生联盟，举办培训班。 这件事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我发现我还有做生意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南方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 这从我家乡江阴的近50家上市公司就可以看出。

但我们的方法也有一个问题英语，就是没有license。 所以我们做事不能光明正大江阴托福英语培训机构，我还是北大的老师。 当时，北大还开设了托福培训班，这对北大老师，尤其是英语系的老师来说，是一个业余收入来源。 而如果我开这个培训班，就等于抢了北大托福培训班的学生，因为当学生来我班的时候，那里的学生人数就会相应减少。 于是北大的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是北大的老师，不能和北大竞争业务。

但是没办法，因为北大的培训班我不能讲课，不让我讲课，所以我说我还是要举办我的培训班。 后来我和北大领导发生了一些争执俞敏洪：我为何离开北大，甚至发生了冲突。 最终，北大给予我行政记过处分。 我的行政记过被贴在当时北大著名的三角牌上。 它发布了整整一个月，并在推特上播出了大约一周。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出名。 有人在北大看到我说：你看，就是那个被惩罚的老师。 当时北大的一些学生已经来听过我的课并且认识我，所以就发生了这个非常有趣的场景。

本来我还想留在北大，因为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出国留学。 比如学习成功后，我出国读博，然后回国继续在北大当老师，希望过上安逸的生活。 对我来说，每天早上看一本书，在未名湖边散步是一种很舒服的生活。 而且当时我已经结婚了，所以我想要安全。

但我突然发现，我被处罚后，我在北大很多方面都处于劣势：比如分房，当时国内还是这样做的，因为我被处罚了，所以不是轮到我了; 对我来说不是。 有人会对我说：“你看，XX没有受过处罚江阴托福英语培训机构，资质和你一样，又没有出国留学，怎么轮到你了？” 时间乃至人生都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既然我在北大已经落后了，工资还那么低，不如离开北大出去教书。 谁来惩罚我！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与其在北大过得不顺心，不如主动离开。

于是1990年，我向北大递交了辞职报告，然后用三轮车带着所有北大宿舍的物品离开了北大，在外面租了房子。

当时北京没有公寓出租，我就在北大西边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租了一间农房。 虽然至今仍沿用“六郎庄”这个名字，但该村已被废弃。 拆除。 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北大，这就是整件事的由来。 所谓“初出茅庐”，就是我离开了北大。

但也正是因为离开了北大，有了北大的庇护，我才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有了新东方翻天覆地的发展。 因此，这也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人动则生，树动则死”。 离开北大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很荒凉。 但今天看来，荒凉是不必要的，因为虽然我离开了一个让我感到无比安全的舒适区，走进了风暴，但俗话说：风雨过后才能见彩虹。

[内容选自]

“我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俞敏洪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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