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培训机构遍地开花，为何中国人还是学不会英语？

学者简介：吴果，四川乐至人，阿勒格尼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汉学专业负责人。 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人类学史和西南少数民族政治学术话语建构。 过程。 这篇文章的原标题是《中国英语学习的碎片化问题》。

前段时间学英语，一位在国内大学任教的朋友向我表达了对大学生实际英语水平的担忧。 他说，有些过了六级的学生甚至写不出完整的自我陈述。 我说，这可能是我也反思过的问题，英语学习的“碎片化”和“主题”问题。

其实，两年前，一位正在准备考研的年轻朋友，把自己考试时的英语学习资料拍下来发给了我。 令我惊讶的是，本教程材料中充满了大量用中文表达的非常抽象的英语语法术语。 不断地要求学习者记住这些术语，然后填空和选择，目的是得到“正确”的答案。 术语很多，很抱歉，连我这样一个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的英语专业，一直用英语不停地阅读和写作的人都看不懂。 。

这种教学的最大问题不仅在于忽视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和知识思想载体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它阻碍了学习者真实、完整地感受文本的意义和魅力。 即使能读完整篇文章，目的也是为了在无形的精神压力下以碎片化的方式尽快得到问题的“答案”。 当你需要表达自己的时候，你可能想不出来。 写出连贯且符合逻辑的段落。

学者兼编辑王元芳（1897-1980）所著《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虽然没有提及胡适以及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之死的历史细节，但准确性可能值得商榷，关于民国时期英语学习的部分引起了我的兴趣。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作者王元芳1913年17岁随叔父王孟走到上海开书店。 后来他不仅参与编辑和书店管理，1936年后还独立从事翻译和叙事工作，后来共翻译了9部文学作品。 在书中，他断断续续地描述了自己的英语学习经历：

“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夜校（上海）学了四年英语，1918年以后就不再上夜校了，但我仍然坚持自学。有时我会看《大陆新闻》等英文日报。 ，有时也会买英文书，《林肯》、《富兰克林》以及神话、童话、小说自学。 （第 50 页）

“1926年1月15日，今天我在商务印书馆买了几本英文书，其中一本是房龙的《古人》。”

由此可见，在英语学习不受各种“考试”控制和扭曲的时代，王元芳先生的经历其实体现了一种正常正确的学习方法。 王先生在童年所谓的黄金时期并没有学习英语的经历。 他大概是17岁到上海后开始学习英语。不过，在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夜校四年，打下基本的词汇和语法基础后，他开始积极自学。 自学的方法是直接进入英文原版报纸、小说、传记和各种著作中，完整、非功利地阅读。 也就是说，一旦突破了基础词汇和语法的瓶颈，他对英语的进一步掌握就是通过完整、广泛的阅读来实现的。 这个阅读过程不仅学习语言，还学习作者的文字表达和组织，以及思想的表达。

亚东图书馆编辑部同事合影（左起：王谢如、王乃刚、张锡录、程建兴、于长治；后排：张锦江、张志锦、张焕堂、王元芳、吴思敏） 、周道谋）

按照目前的学习方式，假设王元芳想要“考研”，他可能没有精力和时间真正沉浸在英语经典的文本及其连贯的风格中。 他很可能只能做上一个例子中所做的事情。 拼命做题，读抽象枯燥的语法术语，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像又一个例子，你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却写不出完整的个人陈述。 这是因为在长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者会逐渐失去对语言完整性和表现力的把握。

那个时代人们的英语学习并没有因为提问和考试而产生偏差。 结果学英语，他们不仅更全面地掌握了语言本身并有效地利用它进行交流，而且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够涉足多种外语。 正如王元方所写，狱中的陈独秀“终于开始学习德语了。他原本会日语、英语、法语”。 （第165页） 1934年9月22日，陈独秀写给亚东书局的图书馆信中，用法文写下了书名《新宇宙地理词典》，并说：“如果有英文译本就更好了”。 （第167页） 对于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外语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问题。

陈独秀（右）和彭述之在江宁区法院候诊室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真正掌握汉语的美国人是如何学习汉语的呢？ 以分析中国区域市场和宏观区域理论框架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威廉·斯金纳（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这样回忆自己的中国学习经历：

“可以说我是在17岁左右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当时我即将进入大学。当时我就读于加州一所很小的学校，名叫深泉学院。”当时这个学校没有关于中国的科目，所以我就开始跟着语言学老师学习中文。那时我已经对中国有了一点兴趣。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可能只在学校学过中文。呆了一年多，我应征入伍英语培训，加入了美国海军，这意味着我参战了。在海军服役期间，我被送到美国海军的语言学校接受训练，先是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然后后来在康涅狄格大学，在康奈尔大学进修，在那里上了18个月的中文课程学习英语培训，那时候我有机会专心学习中文，那种感觉很棒。我记得那是1944年到1946年课程于1946年3月结束。课程结束后，我可以选择留在海军担任情报官，这也是派我接受训练的目的，然后去中国进行相关情报工作，或者我可以选择离开海军。 回到大学吧。 我选择了后者，然后就退休了。”（王建民等，《专访从川西集镇出来的国学大师GW Skinner教授》）

在我看来，斯金纳在中国留学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人学习汉语的情况。 首先，学习汉语的目的非常明确。 和许多懂中文的美国人一样，施耐德掌握中文的目的是从事外交、军事、情报等最实际、政治性最强的工作。 事实上，直到今天，美国政府部门仍然将有需要的员工的中文学习外包给专门的教育公司进行强化培训——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多年前就在这样的学校工作过。 这种学校也可以称为补习班，但它是一种目的明确、时间紧、方法得当的在职成人培训。

斯金纳

其次，海军语言学校18个月的强化训练确实让斯金纳受益匪浅。 虽然这18个月的强化培训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并不清楚，因为它们不是采访的重点，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培训班不会让学生通过每天做选择题来学习中文。 事实上，即使在当今的美国高校，文科教授也尽量避免使用“标准化”的多项选择题测试来测试学生学习英语培训，而是要求学生在考试时手写答案。 目的是确保思想的真实表达。 用选择题来考察学生有时被美国人视为老师偷懒的一种方式，因为这种方法不能真正帮助学生提高思维和表达能力。 无独有偶，石建雅和王元芳都是17岁时开始学习外语的。

美国人学习外语的经历其实和王元芳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重视自学。 无论是出于需要还是出于兴趣，美国人自学外语的情况并不少见。 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他完全自学了韩语，因为他痴迷于韩国流行文化（K-pop），然后录制了他的韩语对话并发布到网上。 这是兴趣和文化吸引力的天然而强大的驱动力。 我的一位历史系毕业生从未学过中文，也无意在学校上中文课程，但他有兴趣去中国。 他告诉我，他下班后正在使用语言学习软件自学中文。 这些例子都表明，美国人只要目的明确、决心坚定学习英语培训，就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外语的渠道。 他们还进一步回答了美国人是否应该上补习的问题。 美国人根本无法学习外语——如果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他们也可以自己致力于学习外语，或者仅仅因为工作需要而接受强化培训。 不过，像中国一样，英语培训无处不在，高度依赖“培训”，但全民英语水平确实不太可能处于亚洲垫底。

当然，语言学习是一个极其艰难且持久的过程。 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正掌握一门非母语的外语是很困难的。 我自己还在摸索和积累的过程中。 国内像朱维正这样经过儒家经典和古代文献严格训练的学者很容易看出，一些美国汉学大师对中国文本的理解其实是错误百出的。 就连我自己的导师对晚清文人的半文半句的理解和英文翻译也大多毫无意义。 一位在中国备受推崇的美国人类学家在一篇文章中写错了一个汉字。 我在某学术交流网站私信中指出了这一点。 他向他道谢后，用中文说道：“外国人写错字是很常见的。” ！” 太令人震惊了。

然而，除了这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困难之外，在终身无法停止的外语学习过程中，作为大规模测试手段的“问题”、“问题类型”、“正确答案”以及过多的语法术语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确实极大地扭曲和干扰了语言学习的本质规律。 我认为观点｜|培训机构遍地开花，为何中国人还是学不会英语？，由于过度编题、过度考试而导致的英语学习碎片化是目前比较严重的问题。

英语学习应该回到早期，即王元芳、钱钟书时代的模式，即掌握基本词汇和语法后，直接进入文本或实际交流状态，充分接受、充分表达、并尊重语言本身的连贯性和写作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把外语肢解成问题，注重通过自学来自我理解。 如果你习惯性地通过阅读理解、选择ABCD、或者使用过多的术语来对待英语，那么既不美观也不实用学习英语培训，教材再好也可能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