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德语外教一对一：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原主任潘在平寄语青年学子

致青年人的信息

作为一个人才，品德是最重要的，品德方面，首先要有爱国心，我们学生都应该爱国，热爱祖国，这是最基本的、必备的素质。

在学习方面北京德语外教一对一，我认为德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努力掌握德语的基本功，只有打好德语基础，在需要的时候才能游刃有余。四年的课堂学习是先导，进一步的学习是在课堂之外。要真正学好德语，光靠大学课本上的几段文字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靠大量的阅读和语言练习来丰富自己的外语能力。

在学习外语的同时，不要忘记不断提高汉语水平。不要想：“我学好专业就行了，汉语又不是我的专业，谁不懂汉语？我们中国人说话写得都挺顺手的。”因此，我们往往不注意提高汉语水平。其实，没有一定的汉语水平，做事情是很不利的。母语水平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底线”，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良好的汉语表达能力。提高汉语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多读经典著作，就像学习外语一样。

上海外国语大学往期活动

（1976年北京德语外教一对一，潘在平教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研讨会上）

1955年，我作为一名来自温州的应届毕业生，考入上海俄语学院（简称上海俄语学院，上外前身）。对于一个出生在温州这个当时落后的小城市的高中生来说，突然要去上海读大学，心里的兴奋之情不言而喻。

到校后，我感受到了语言实践的浓厚氛围。一踏进校园，随处可见墙上贴着俄语标语：“Говорить только по-русски！”（只说俄语！），提醒同学们别忘了用俄语交流。后来，母校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后，也继承了语言实践的优良传统。

我刚开始学德语的时候，以外语练习为主要目的的“外语课外活动”正在蓬勃兴起，我记得当时“全校外语课外活动委员会”的主任正是德高望重的英语系主任方忠教授北京德语外教一对一，可见学校对外语练习的重视程度。

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北大重文学，上外重实践，所以上外的学生一毕业就可以派上用场。

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我中学时最要好的一个同学叫陈宣生，他和我一样，理工科不太好，但文科很好。1955年我考入上海俄文学院时，他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比我先学德语。后来我转专业学德语时，他已经是北大三学生了。1959年，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二年级生，我和另外几位同学被派去为来上海演出的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担任翻译，并在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希敏同志接见交响乐团团长时完成了翻译任务。 同年暑假，我在北大遇见这位大四德语老同学时，他居然笑着（明显是故意夸张的）对我说：“潘兄，你别跟我说德语，我一句德语都不会说！”他接着解释道：他看书还可以，但说话真的不行。1959年北大毕业后，在总参谋部工作，直到退休北京德语外教一对一，翻译了大量资料，出版了军事专著。或许北京德语外教一对一：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原主任潘在平寄语青年学子，重视语言练习，确实是我们上外的一个特点。另外，我和其他同事在国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德国人经常问我们：你的德语说得那么好，是在德国哪里学的？当我们说是在中国学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在中国，你怎么能把德语学得那么好？反过来，对比一下德国的汉学家学英语，他们中很多人的确汉学很好，但说话却很吃力。 当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德邦教授把他的汉学专著送给我时，他对我说：“潘先生，我真羡慕您作为德国学者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而我作为汉学家却说不出话来。其实这位教授的汉学功底很深厚，他给我的这本书已经足够我学习了。”

当时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比如我们德语专业学英语，主要课程一般都是外教，除了外教，还有老教授和从其他高校或单位调来的老师。过去有些知识分子去德国留学外教，完成学业后就带着德国老婆回上海，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德国人随丈夫定居在上海，就被聘请到我们学校任教。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教师潘在平教授和支爱迪教授，2001年5月）

支老师，中文名叫支爱娣，教过我们四年，是一位非常优秀、知识渊博、备受尊敬的老师，早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70年代入籍后，升任我们德语专业第一位正教授，是著名电信工程与测量仪器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支秉懿的夫人。

朱老师，中文名叫朱锡伦，也长期教过我们，她也是我们《德汉词典》的编委之一，毕业于柏林大学。她的丈夫朱凤仪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

（邱罗仪与丈夫、我国著名外科医生邱法祖）

教我们语音学的邱老师，中文名叫邱罗仪，是我国著名外科医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邱法祖的夫人。

（新中国外语教育奠基人李林思教授）

教我们语法的人是李家祥教授（又名林思），我们德语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德国，获耶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蒋介石驻德外交顾问、国立中央大学教授。

同样教我们词汇、口语能力超强的凌逸志教授，是南京大学的，早年留学柏林，据说在德国时，曾致力于为受欺凌的中国同胞辩护、起诉。

还有颜庆熙博士，他教的是词汇和语法，深受学生爱戴。他早年在德国耶拿大学学习经济学，1979年退休后，被聘为德语系兼职教授。他捐献了巨款（10万元，后增至20万元）成立了“颜庆熙教授教学研究基金会”，为推动我系科研教学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也是我们《德汉词典》的主编之一。

时任德文专业主任的李晓，据说还曾经担任过阎锡山的德文秘书。

我从18岁上大学到退休，都是在上外度过的。退休后，我还是一名上外学生。是上外培养了我、塑造了我、影响了我的一生。在上外求学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外对我进行了良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使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经商方面，上外把我从一个青涩的学生培养成一个能够用在这里学到的商业知识为社会做贡献的知识分子。我的人生道路是母校铺就的，我对母校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潘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