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培训班，“但不得不交我的钱”

▲成都文翁路学而司校区，晚上六点多，学生们正在补习。 （南方周末记者翁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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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93%的中国大陆家长正在或曾经为孩子支付过补习费用，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63%。 这是汇丰银行2017年全球研究报告《教育的价值》的发现。

据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介绍，10年前，一线城市只有不到30%的家庭上过补习班。 现在，北京、上海的家庭，各地补习班的花费都超过10万元。 十年间，课外辅导从“可选”变成了“必选”，几乎成为学龄儿童家庭的常态。

“减负”政策也从校内延伸到校外。 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切实减轻小学生课外负担的通知》和中学生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行动”。

这份通知中，人们最关心的有三点：一是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超前授课”、“超前授课”、“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 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成果与中小学招生挂钩的行为； 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不上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课，诱导、强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为。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家长、老师和校外机构，发现校外培训的症结在校内。 因为优质的教育资源有限，为了考上更好的学校，家长除了在校学习“减负”之外，还“自己增加负担”。 由于家长的强烈需求，课外辅导机构市场异常火爆。

对于校外辅导机构，一位家长表示，不是恶心，主要是焦虑和无奈。 孩子累了英语，收费又高。 “我肯定不喜欢它，但我必须给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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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大学名额有限周末去培训班上课英语，该不该补？

叶飞是上海一个三年级女孩的父亲。 从幼儿园中班开始，他们一家就走上了校外培训的道路。 一开始是兴趣班，“小主人”，武术等等。 我还报了“看图说话”班，其实是语文辅导班，因为有一种焦虑在家长群里蔓延。 如果我不补拼音和写作，我一年级就跟不上了。

进入小学后，他们开始参加校外“学而思”组织的奥数班。 早期，由于入场名额不足，他们不得不早早排队。 三年级时，他发现女儿英语落后，就加了一节英语课。 “没有语言报告，也真的没有日程安排。” 他说。

他家的校外辅导主要安排在周末，占去一天半的时间。 大人需要陪在学生身边，基本上就是坐在教室外面刷手机。 校外补习一个月的费用在3000多元，算小的了。

” 叶飞女儿道：“班里很多人都补上了。 数学和语文要补，英语一定要补，因为老师在家长会上说不喜欢培训班，“但不得不交我的钱”，“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想学英语，他必须在外面补。”

由于公立学校对英语教学的要求太低，远远达不到高等教育的入学要求。 比如叶飞的女儿，现在上三年级了。 她刚学完字母，开始打招呼，但她已经在课后辅导班教过“祈使句”了。 并且一些名校的学生已经掌握了祈使句和过去时的知识。

为什么要赶上他们的进度？ 主要是针对小生初的选择。 对于目前上海热门的民办学校来说，面试就是择优录取，不局限于“大纲”。 英语面试自然要“超出大纲”。 虽然相关部门也做出了种种限制，比如小生初的面试不允许选拔考试，纸笔不能带进来，但叶飞明白，有些人会送iPad当场答题。

只要名额有限，学生就会竞争。 “不是我们家长疯了，非要把孩子逼死英语，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周末去培训班上课英语，教委怎么会爱我们的孩子胜过家长呢？如果学校的教学与选拔机制相匹配，我们就不会弥补一下。” 叶飞解释道。

一位在广州两家校外辅导机构教汉语的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考试内容相比，现在的学校教材过于简单，更像是活动大纲，没有丰富的习题和讲解。 “教材不教，考试会考”。 学生不得不去补习班和购买参考书，这也激活了教具市场。

“重点大学名额有限，谁敢放松学习？学校负担减轻，教学时间和作业减少，恰好被课外培训机构接手。”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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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应试教育“干货”

对于校外辅导机构的教学，叶飞最不满意的是过于应试。 以往，他希望在激发孩子兴趣的地方，承担起以前学校的角色——填鸭式教学。

例如，最近，他三年级的女儿在一家课外辅导机构花了两个小时学习了数学“分数”，并用一些朗朗上口的公式解决了问题。 但是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愚蠢的。”

校外机构将知识点细化为关卡，孩子学习后在“成长树”上打勾，解锁新成就。 叶飞说，这让父母看到了花钱的效果，但很难衡量知识和“理解”的积累。 “成长树”的方法更直观，虽然孩子可能不会“学会”，而只是“记住”。

在知名课外辅导机构任教多年的王强老师，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坦白了这种功利主义。

按照正常的教学顺序，英语是“课文-词汇-语法”的三步过程。 数理化首先是问题导向，然后才是理论和分析。 而在辅导机构，“课文”和“问题导向”部分会被直接砍掉，直接进入“干货”，背单词，背解决方案。 他说，其实这也符合很多学生和家长的意愿。 他们不认为积累和一步一步有用。 他们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看不到效果。

对于学生来说，应试习惯甚至阻碍了正常的交流。 比如语文作文，学生不关心文章怎么写好，他们只关心得分。 当他们看到“在叙事写作中注意情节的曲折起伏”的要求时，他们会问：“有没有一句解释‘膨胀起伏’的点？”

“应试教育真的不分校内外。” 王强感慨说，“素质教育”要淡化考试周末去培训班上课英语，但有选拔有考试，终究要分清好坏。 父母总是很着急。 会爆炸。

对于谁在要求“考试”，某培训机构创始人也委婉表示，在这个市场上，辅导机构是被动方，家长才是主动方。 需求决定供给。

王强还表示，确实存在“提前授课”的情况。 对于学生来说，比别人学得早，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知道，在别人上课考试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熟悉，这些都是很诱人的……这些都是很诱人的，而一个“早教”会带动很多，很容易形成攀比。

此次四部委发布的专项治理通知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优教”、“超前”、“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 在王强看来，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接受能力和思维成长的培养，这些点都应该规范和纠正。 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前两者好办，“强化测试”的定义则比较困难。

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做题算考试吗？ 但是如果你不做题，你就不能讲课。 在语言方面，很多人分不清应试和理论研究的区别。 比如老师说“来，我教你考场作文框架”，这明显是应试，但如果你说，“来，我教你怎么用‘思维导引’”图片 “构思一篇文章”听上去像是“素质教育”，但在教学上，两者其实差别不大。

此外，四部委的治理通知中也有更详细的要求。 “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课时等，必须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对此，某培训机构创始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信息审核备案后向社会公开是可行的。但具体上课内容时，实际上督导会更难。

难，因为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你的报告涉及到某个考点，你能不能在具体讲课过程中给学生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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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训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国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一份报告，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产值高达8000亿元，相当于全国最富有省份之一的江苏省的年产值。 收入。

从单个企业的增长也可以看出这个行业的快速上升曲线。

好未来是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前身为学而思，一家中小学教育机构。 2018年2月末，好未来市值突破184亿美元，大幅超越以往以留学为主的教育龙头企业新东方（144亿美元）。

年报显示，好未来2010年上市后营收快速增长，2017财年营收68亿元，较2016年增长68.3%，2012年至2017年营收增长646%。

在学员人数方面，好未来从2013年的82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393万人，2017年同比增长163万人，扩张迅速。

根据2017年11月发布的《2017胡润80后富豪榜》，37岁的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兼CEO张邦鑫以400亿元成为“80后白手起家首富” .

不仅是好未来，新东方集团2017财年总营收增长22%，其中与好未来直接竞争的优能中学增长40%，泡宝少儿营收增速超过55% . 这两项收入合计已占到新东方总收入的55%。 新东方逐渐从一家留学培训机构转型为适龄儿童校外培训机构。

一位前大型连锁教育机构高管，后创业教育机构创始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00年开始，整个行业发生了变化，越来越火。 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均收入增加，小家庭有多余的财富可以用来培养下一代。

通常，这种支出发生在家庭有孩子时。 上小学之前，早教班和兴趣班种类繁多。 放学后还有兴趣班、竞赛班、学习辅导班。 三年级之前，一般以兴趣为主，三年级以后，应试的需求就更多了。

“现在，学生教育费用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家庭仅次于住房的第二大支出。” 他说。

校外辅导一般收费200-300元一节课，每节课两个小时。 此外，还有昂贵的培训，如音乐学院老师教授的钢琴课，以及符合美国教育的自然兴趣班。 一套课程每年要上万元。

王强说，“如果单看一套课程，价格可能还不错，关键是申请五六门课程的人多，这样一年下来，几万就没了。” “

至于教师的收入，他透露，普通教师通常每小时收入150-200元，专家工资更高。 一个培训机构的老师，如果每周安排16个小时的课，加上底薪，税后能挣几万块钱，而且有空闲时间。 在校教师天天上班，收入可能不会高于这个水平周末去培训班上课英语，但在校教师的优势是户籍、宿舍、固定假期。 “在学校或培训机构当老师，说白了就是体制内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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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点半现象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校外补习机构成为部分家庭“标配”的客观原因之一是小学生放学时间过早，通常在3:30左右，被称为“3： 30现象”。

一位曾担任上海市教育厅领导的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孙子也在上小学，3点30分左右放学很正常。 放学无处可去，他指了指自己家对面的马路，“这里有很多培训机构，在很多楼里，有的在教育部门注册的，有的没有。”

在他的印象中，“减负”后，每节课的时间都缩短了，从上一节课的45分钟缩短到50分钟，后来缩短到35分钟、40分钟。 孩子们午饭后去上学。 上课时间压缩，放学时间提前。

叶飞还说，他家孩子一年级和二年级下午3：30放学，现在已经4：00多了，下午在学校有自习和活动课。 如果不想参加，家长可以在2:30来接孩子。 在外面安排另一堂课。

目前，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家长很少能在下午5点30分之前到家，在这样的现实下，校外培训机构实际上承担起了“监护人”的责任，让孩子在开学前就可以去那里学习、做作业。父母下班。

2018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后，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现身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部长通道”人民。 记者向他提出“3点30分放学”。他说，25个省份结合各自实际出台了政策措施，列举了北京、上海、南京、广西探索的四种模式。 对于校外托管班乱象，将加强相关立法予以治理和解决。

2000年以来，国家有关教育部门先后出台了不同版本的“减负令”。 上海已规定小学不留书面作业，中小学作业控制在一小时以内，学校不得占用学生休息时间集体补课，不得增加或随意减少课程类别、难度和课时。 2017年，上海奥运“四大杯”中的三项或暂停或更名。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份《关于上海基础教育“减负”的反思报告》。 报告。

报告显示，针对上海市政府2017年提出的以减负为重点整顿和规范教育培训市场，广大老百姓表示“不买账”。 不少人认为，学生负担沉重的背后，是家长“自增负担”，为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埋单”，“无奈”但“无憾”。

只要进入重点大学和重点高中的机会稀缺，优质民办初中与广大公立初中的培养标准存在显着差异，家长就不会停止自增他们孩子的负担。

在一些老师看来，公立学校的教学大纲要求已经很低了，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负担可减。 降幅越大，留给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的空间就越大。

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毅撰写的《日本教育减负三十年反思》一文中，日本自1976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减负政策，其中包括降低教学大纲标准，减少规定的时间和去公立学校。 重点。 “教育松散”产生两大现象：民办学校难求，课外补习成为家庭必备。

当“减负”制约公立学校时，想要获得更有竞争力的教育的学生转向私立学校。 在补习方面，据日本文部省调查，日本中学生比例从1976年的38%上升到1993年的60%，小学生比例从12%上升到1993年。 24%。

几十年来，课外辅导行业蓬勃发展。 经过一系列的市场竞争和兼并，形成了资本圈著名的“四大民办”格局，家教行业由四家机构主导。 不说高昂的学费英语培训，很多家长发现，如果自己在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连一所好的补习班都进不去。

力色奇智库上述报告称，“如果需求端不改变，那么供给端的调整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导致教育培训市场被大规模清理整顿后，被少数企业‘保留’。制度性垄断。”

在市场需求火爆的现实下，很多人担心课外培训市场会不会出现像日本这样的垄断外教机构。

吴国平教授关心的是社会流动的渠道：“教育的本意是‘教育’，但全社会的教育焦虑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获得更高的门槛和更多的进入社会的机会。如果如果不给老百姓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流动机会，谈‘减负’和‘素质教育’就没有意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飞、王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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