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校“诞生”史：资本与教育相互斗争的20年

记者 | 姜敏

编辑| 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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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的86所增加到2019年的861所，中国的国际学校数量增长了十倍，整体市场规模约为43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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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公子”是胡静20年前对这群留学生的印象。

当时，他在英国一所大学负责亚洲市场开发。 “有很多中国学生在地铁上逃票，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学业，而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工作。” 他向界面教育记者回忆道。

2007年回国工作后，胡静发现，急于寻找兼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消失了”，家庭环境变得更加富裕。

借助国际化的浪潮，出国留学在过去二十年迅速流行起来。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从2001年的约10万人猛增至2018年的66.21万人。

不断增长的财富为中国学生提供了动力。 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联合发布的《私人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约有50万人，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为15万亿元。 亿元，增长近三倍。

在K12阶段提供“本地留学”服务的国际学校正蓄势待发。 其范围不仅限于外籍子女学校，还包括招收本地学生的民办国际学校（以下简称国际学校）。 学校会根据学生的个性，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和双语小班教学。 评估系统不是基于考试。 学生普遍进入海外高校，其中不乏进入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的学生。

虽然它的收费从每年8万元到30万元不等，但它吸引了大量的学生。 德勤中国数据显示，2017年国际学校学生人数已达25万人，整体市场规模约436亿元。 据新学说国际学校服务机构数据显示，其数量实现了“大跃进”增长，从1999年的86家增加到2019年的861家。

繁荣的背后，国际学校行业的生态也变得复杂多样。 老牌学校有先发优势全日制英语培训学校一年，但没有绝对的领先者。 高调出现的新玩家，想要赚取更多的弟子，但也有不少输家。 近二十年来，资本与教育相互渗透，在国际学校呈现出既有共性又有矛盾的一面。

从外国孩子到本地学生

2002年李立伟从台北来到北京时，有两件事让他震惊。 一是长城的雄伟，二是国际化教育的缺失。 早在十年前，他就在台北创立了自己的教育品牌，拥有15所双语幼儿园和培训中心。 但在北京和上海，民办教育机构很少，国际教育仅限于外籍人士子女的学校。

通过熟人介绍，他认识了协和教育的创始人胡伟，胡伟是当时在内地开办了多所海福和精英幼儿园的教育企业家。 双方就国际接轨的教育理念达成共识。 原本想与品牌合作的李立伟转而与胡伟另辟蹊径：参与创办民办中小学。

当时，国际教育界以外国儿童学校为主。 1999年，全国86所国际学校中，有38所为外国人子女学校。 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耀中国际学校、上海美国高中、上海高中国际部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 但他们只收外国孩子，学费高得几乎都是派遣公司出的。

中国加入WTO后，教育部开始允许中外办学，两年后又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后简称《民办促进法》），加速了发展的私立教育。

2003年，第一所协和双语学校在上海虹泉路开学。 学校硬件设施与外国少儿学校相似； 在办学方面，除聘请外籍教师外，还引进外教，辅助双语教学。

“那时候，很多韩国人来中国创业，他们不像欧美家庭，孩子的学费全部由外企承担，我们提供国际课程，学费低，自然吸引了这些人。” 李立伟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当时，协和立足于“东西合一”的立足点，开创了“国际部和东西部融合部”的共荣模式，同时招收外籍儿童和本地学生。时间。

然而，中西理念的差异让创业过程充满荆棘。

因为没有案例可以借鉴，需要重新建立制度，比如卫生间要不要放卫生纸，或者中外校长意见不合怎么处理。 本想多待三五年的厉立伟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做其他的打算。

同行的人越来越多。 在上海，平和双语学校于2002年实施全英语教学； 2005年世界外国语学校转制为民办学校，并成为均瑶集团成员； 2007年，包玉刚学校成立。 公立学校也开始流行国际教育。 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国际部于2002年成立，两年后十一中国际部成立。

“这些双语学校创办时有点‘失误’，但都发展成了名校。” 胡静认为，这些老牌学校确实具有先发优势。 “广州碧桂园学校的成立是为了增加周边地产的附加值，与博实乐的扩张相去甚远；均瑶集团入围WFS英语，本来是为了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没想到成了名校学校；平和相似，想办特色学校，结果走向国际。” 他评论道。

根据新理论数据，2000年至2009年，中国新增国际学校总数达到270所，民办学校以117所占多数，公立学校国际部由10所增加到84所。

从聘请外教全英语授课，到整体引进海外课程，再到各门课程中择优选择，国际学校也在不断迭代。

“闵行区的几所协和学校距离比较近全日制英语培训学校一年，但为了区分市场，不同学校采用英国课程、美国课程、加拿大课程和IB课程。” 李立伟说道。

经过有效的教学，一批批学生陆续到来，私立和国际学校比公立学校更受欢迎。 “自2003年建校以来，公立学校5月招生，我们安排到3月。教学质量出来后，提前招生的策略吸引了优秀生源，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口碑一定是越来越好了。”李立伟解释道。

据胡静回忆，当时上海的私立学校为了招收学生，可以到学生家里上茅草屋谈条件。 “学费每年8万到10万元，但成绩好的学生是免费的，还会有奖学金。如果学生考上好学校，老师会奖励5万元。” 这些在公立学校是很难做到的。

“学校设施设备好全日制英语培训学校一年，课时充足，老师背景好，为什么不选？”

资本快进

优势结合，加上留学潮，让外部资本也纷纷关注国际学校。 新理论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民办国际学校数量增速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飙升，并从2014年开始加速，2016年达到22.54%。

厉立伟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2013年开始，他遭遇了各种资本家的“挖角”和邀约，但以集团化运作的协和教育也发展迅速。 成为协和教育集团副董事长后，他需要与团队一起管理9所学校的34名中外校长和数千名员工。

在国内国际教育圈混了近五年的胡静选择了自己创业。 2011年创立雅立教育集团，主营留学、大学合作课程和公立高中国际部。 重点逐渐转移到公立学校。 学校的国际部是倾斜的。

“当时政策是允许公立学校和外部机构合作设立国际部，课程设置以学生的考试能力为主，模式可以快速复制，而且收费比独立国际部低学校，发展速度更快。” 据胡静介绍，在公立学校国际部发展的巅峰时期，全国约有70至80家民办教育机构经营这一业务。

2014年政策收紧后，胡静开始筹划办私立学校。 他的判断是，随着留学的日益普及，国际教育将下沉到K12民办学校。

“新学校是重资本模式，我们需要一颗‘大树’来获得资金和信誉背书。” 胡静接洽了多位投资人，最终在2015年选择了并入一家A股上市公司。

此时，教育圈的资本满天飞。 业务增长乏力的A股上市公司通过收购跨境教育实现双轮驱动； BAT也对在线教育做了规划； 创新工场、真格基金等私募股权基金已多次为教育机构融资。

“我也想过拿轮融资，但后来发现国际学校不适合。” 在胡静看来全日制英语培训学校一年，轮融资更适合一种可以快速复制的商业模式，但办学校就像干农活。 春耕秋收才有收获。

赚钱之后，进入者还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市场上讲新故事。 论资历和实力，新人很难与平和、世外、协和等前辈抗衡，需要另辟蹊径。

英国私立学校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

英国的私立学校不仅历史悠久、学生成绩优异，而且乐于将业务拓展到海外。 根据独立学校委员会的最新数据，其成员学校在海外开设了69所学校，其中中国有29所。 学校主要通过品牌授权等“轻资产”模式与海外“重”资本合作。 引进能以天然契合国际教育的英国品牌吸引学生。

英国的新品牌和老品牌在此期间变动明显。 例如，惠灵顿公学于2013年落户上海浦东； 哈罗公学先后在9个城市建有或在建11所学校； 老字号外籍子女学校德威公学设立了德宏双语子品牌，覆盖本地学生。 其中国际学校“诞生”史：资本与教育相互斗争的20年，惠灵顿公学由上海陆家嘴集团引进，上海哈罗由上海外高桥集团引进。

图片来源：新主义《2019年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精简版）》

这种趋势在2018年后迅速加剧。当年特蕾莎·梅访华时，拉简学院、阿德科特学院、米德尔顿学院、圣比思学院、威雅公学等英国学校也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了协议。 胡静创办的雅立教育也是签约方之一，旗下的阿德科特学校于2018年正式开学。

当然，并非所有雇主都需要新故事。 自带“光环”的地产商自有逻辑。 2015年万科梅沙学院在深圳成立后，次年在上海开设了万科双语学校。 碧桂园于2017年将教育业务剥离，以博实乐教育（NYSE：BEDU）的名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目前拥有7所国际学校和15所双语学校。 此外，绿地、鲁能等房企也在积极布局。

“2014年后，房地产行业正处于转型期，他们办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校赚钱，而是为了抬高自家楼盘的房价。” 九鱼寺跨文化指导中心主任罗莎在接受界面教育采访时表示。

Rosa于2017年转行进入国际教育圈，她认为地产商在拿地、审批、规划、校园建设等方面具有优势。 他们在办学上也有宏观统筹的思维和企业管理体系，这与传统的办学思路截然不同。

缺点是他们对新领域的了解可能还不够。 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曾问胡静一个问题：如果一所学校一年能赚2000万元，资本配置10所学校，利润总额能达到2亿元吗？

“培训机构可以，全日制学校不行。” 胡静解释说，土地和住房可以标准化，但学校管理团队和本土化需求不同。 “沪京模式不能复制到成都，越有能力的校长性格越不一样，很难复制。”

房地产开发商并不是唯一试图“大众化”学校的人。 私立教育集团也很多。 港股上市的枫叶教育、诚世伟，以及美股上市的海亮教育，都在借力资本加速办学。 最大的枫叶教育集团在最新的半年报中披露，其在全球拥有100所学校。 然而，无论是价格定位，还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这些在其旗下百花齐放的新学校，都很难与已经在圈内确立地位的“前辈”相提并论。

“早些年国际教育界的矛盾来自教育者的观念不同，现在则是教育者与资本的矛盾。” 谈到这一时期国际学校的发展，李立伟评价道。

标准难统一

资本创造了超过400亿元的市场规模，国际学校的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国际学校数量约占40%，是江浙的近两倍。 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高地，虽然没有绝对领先的学校，但学校在学生和师资来源上也表现出微妙的差异。

“包玉刚学校的学生整体气质肯定和惠灵顿这样的英国学校不一样，惠灵顿的学生又和枫叶的学生不一样。” 在罗莎看来，二十年的发展，导致国内学校和国际学校的学生人数存在差异。 ，但其班级水平并不一定代表学校的质量。

上外高年级学生多为学术硕士。 学校更注重学术和第二外语的学习，学习成绩优于其他国际学校。 “但去包玉刚学校上学的孩子，可能来自更富裕的家庭。这可能是中国唯一可以接受正式捐赠才有资格入学的学校。” 罗莎解释道。

而在北京，教育资源更倾向于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国际部整体表现更好。 “想了解最前沿的国际学校，可以看看北京十一中和三十五中的国际部。” 罗莎认为，北京民办双语学校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公立学校的高学历门槛。 如果你有本地户口，想寻求好的教育，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民办双语学校。”

国际学校的整体队伍壮大了，有人开始制定标准来挑优劣。 包括胡润百学、远博教育、京领信国际等在内的多家机构都做过学校排名，但业内人士并不认同。

“有几百个家长的样本，加上几十个专家，我对这样的排名有疑虑，可能还不如妈妈群里的意见领袖，他们会从学校到学校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学英语，并且收集大量报名家长的反馈。”她说。

李立伟认为，国际学校的评价标准并不统一，尤其是在学生软实力的培养上。 此外，内地国际学校发展周期过短，数据不公开透明。 尤其是年轻的学校，在办学初期很难做出评估。

“新学校要经过五年的考核，前两年可以做品牌宣传，但第三、四年需要家长和市场看到教学成果，这次疫情会加速这个过程。”新学校能否通过考试非常重要。重要，”罗莎说。

改组

井喷式发展后，逐利的资本也暴露出办学短板。

一些老牌国际学校虽然在各地开设了分校，但由于资本和运营商不同，教学质量水平难以统一。

据Rosa介绍，在资质方面，香港耀中是国内首批国际学校之一。 落户北京后，也发展成为圈内的“黄埔军校”。 2008年教师年薪约30万元。 但随着骨干办学人员的离去和教学骨干的跳槽，其发展势头难以恢复。 经过近年的转型，民营双语品牌“耀华”虽然有所发展，但也面临适应新规、与新玩家竞争的局面。

新进入者面临更大的挑战。 “一些英国学校只提供品牌使用权，与国际师资和管理体系不匹配，连对接国内市场的K12课程也不能完全配置。如果这些学校不能落地，管理不顺利，教学质量不好，很难有好的口碑。” 李立伟说道。

此外，随着新学校的增多，市场上的师资资源变得稀缺。 2014年后，不仅李立伟本人被“挖角”，他的教师团队也流失了。 课程主任被其他新学校聘为校长的案例时有发生。

“经常听说北京、上海、广州的老师每六个月换一次工作，一年内工资就翻一番。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办的学校，三年换四位校长。” 在胡静看来，招聘很多新的校对人才更像是“拔苗助长”。

资本急躁，让行业风气浮躁。 资本与教育的博弈也说明了两者水火不容。

“教育离不开钱，但资本如果追求短期进出，可能会死得很惨。” 胡静算了一笔账，以占地100亩为前提，办一所国际学校的价格在2亿到1亿元之间。 数十亿美元。 即使是轻资产运营，学校的开办成本也超过5000万元。 如果学校的年利润率在15%至20%之间，学校必须经营5年以上，才能实现收支平衡，逐步回本。

“很多投资人认为国际学校现金流好，可以先收费再教学，认为这样可以打包上市，觉得太简单了。” 胡静发现，从2019年开始，一些新建学校还没有完成招生工作就停工了。 “老板们发现赚钱没那么容易。”

办学门槛挑战用人单位的耐心，政策调整可能会迅速冷却残留的热情。 同招市民政策实施后，几乎所有民办学校都被迫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无法提前招收学生。 该政策还规范了民办学校教材和课程的使用、境外资本的介入以及非营利性义务教育。 纷纷“失意”的业内人士开始思考政策背后的深意。

“民推法出台的时候英语培训，我们每天都在想，政策是不是在倒退？想了想，发现这其实是对市场的一种调控和优化。业内人士眼光更长远，看重的是办学能力，而不是赚钱能力。以前是选好学生，现在是教好学生。” 胡静说。

2018年开设第一所学校后，胡静还在寻找更多的机会，明年雅礼教育在义乌的校区也将开学。 罗莎入行时，定下了一个小目标——办一所国际学校。 在走访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和以色列的数百所学校后，她开始思考教育创新的真正内涵。

李立伟离开协和后，开始践行“地产+教育”升级模式。 “当你有足够的资金时，你就可以建造更好的校舍，提供最先进的管理，聘请世界上最好的教师，引进更多样化的课程，做足够的教学和研究，并在各方面以学生为中心。”